“世界矿产储量不足以支撑能源转型。因此，需要全球合作，减少地缘政治争端，共同提高能源转型能力和技术水平。”12月14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以及国际能源转型学会（ISETS）共同主办的第八期ISETS能源转型论坛暨中国-澳大利亚“能源与气候变化”双边高端对话成功举行。来自中澳双边8位专家学者，探讨了能源绿色转型、全球气候治理等重点内容。记者在随后的采访里，摘录了部分专家的观点。

中国碳市场正在不断制度创新

国内多位专家从中国碳市场角度，探讨了城市在低碳转型中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哪一种配额分配机制更为合理，碳市场又有哪些全新的机制创新。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庄贵阳指出，在落实“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城市是低碳减排的主战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范英，对比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于总量和基于强度的两种配额分配机制，推导出一个结论：基于强度的配额分配机制，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孙永平，以湖北省试点碳市场为例，通过大量的制度创新，设计了配额动态调整机制、配额事后调整机制、行业竞争力保护机制、市场流动性保障机制、市场价格稳定机制五大机制，实现了节能减排、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协同。

华中大教授介绍中国“负碳”路径

“世界矿产储量不足以支撑能源转型。”澳大利亚矿产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Ross Lambie提出这个观点，并分析道，“电动车、太阳能板和风能发电装置都需要大量的镍、锰、钴等矿产。如果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全球对清洁能源技术中关键性矿产的需求将翻番。”

但当前，地缘政治造成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矿产供应不稳定、不安全。因此，全球需要提高研发能力，以降低矿产强度、实现矿产替代。

全球剩余碳预算为4000亿吨二氧化碳。悉尼科技大学可持续未来研究所研究主任、副教授Sven Teske说，这个数据来自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而《巴黎气候协定》提出，将未来升温限制在1.5℃的目标。这意味着全球要采取更为激进的减排路线。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中欧绿色能源金融研究所所长杨晴介绍，中国正在考虑用生物炭与生物燃料两种“负碳”技术，来实现减碳乃至“负碳”的目标。

她说，中国的负碳路径主要考虑了两种依赖光合作用的负碳技术：一是耦合碳捕集与封存的生物能源技术（BECCS），二是生物炭（Biochar）的生产和封存。与生物能源相比，生物炭的优势在于建设成本更低、热解技术成熟、土壤修复力强、适用场景丰富等。

待2030年之后，考虑到BECCS技术开始成熟，可将上述二项技术进行耦合利用和协同发展，将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作出更大贡献。

探讨更多元的国际绿色经济合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零碳能源大挑战项目副主任Emma Aisbett说，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必然会在国际绿色经济合作中走到一起。比如，中澳可以签订相关贸易机制或者协调机制，避免两国间产品和行业层面过多认证，进而减轻企业负担。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教授施训鹏说，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两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的利益正在趋于一致，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了双方的分歧。

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部署领先全球，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占世界50%，太阳能占全球70%。中国是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重要供应商，包括电池和太阳能光伏板，这有助于在澳大利亚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综上，澳大利亚具有重要的资源优势，中国拥有很多新的技术知识，可以取长补短。两国也可以在第三国进行合作，例如太平洋地区。两国政府还可以鼓励大学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双方强强联合，造福世界。

（长江日报记者梁爽 金文兵）

【编辑：姚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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